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淵遠流長。佛經翻譯與佛教思想，如何匯入中國文學領域中？佛教與文學的相互交流，有哪些顯著的成果？

佛教對文學的影響深巨，在中國文學歷史的土壤上生根、開花、結果。

本書內容包含文人創作、僧人創作、佛經文學三大範疇，以及俗曲民歌與敦煌文獻等，由十二位學有專精的學者集思廣益，合力完成。

閱讀此書能有系統了解中國佛教文學的精華與發展理路，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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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作者群簡介

推薦序── 百年文壇盛事      依空法師

主編序── 期待創造佛教文學教育的百年大業     蕭麗華

撰寫原則、撰寫方式與體例

 

第一章 緒論 (蕭麗華)

第二章 遠傳時期的佛教文學 (蕭麗華)

第三章 古譯時期的佛經文學 (胡素華)

第四章 舊譯時期的佛經文學 (胡素華)

第五章 魏晉居士的佛教文學 (吳靜宜)

第六章 魏晉僧人的佛教文學 (胡素華)

第七章 南北朝的佛經文學 (梁麗玲)

第八章 南北朝佛教詩歌 (紀志昌)

第九章 南北朝佛教駢散文 (許聖和)

第十章 六朝佛教「準小說」：感應錄 (黃東陽)

第十一章 南北朝與隋唐佛教歌詩 (楊明璋、林仁昱)

第十二章 隋唐僧傳與僧人西行文學 (涂艷秋、劉苑如)                                                                                                                               

第十三章 唐詩與佛教 (吳靜宜)

第十四章 唐文與佛教 (曾堯民)

第十五章 唐人小說中的佛教面貌 (黃東陽、梁麗玲)

第十六章 敦煌佛教文學 (楊明璋、林仁昱)

第十七章 唐五代詩僧與僧詩 (蕭麗華)

第十八章 唐五代僧人詩格的詩學意義 (蕭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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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導讀

推薦序 —

                     百年文壇盛事               

                                     佛光山文化院院長．依空法師

就讀大學時，閱讀過多位名家撰寫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發達史》、《中國文學發展史》，乃至《中國文學思想史》等有關文學史的專著。初學佛時，也曾經研覽過各類《中國佛教史》的論著，從早期黃懺華的《中國佛教史》、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我的碩論指導教授、聞名國際的日本「中國佛教」研究專家鎌田茂雄，他的晚年力作六冊的《中國佛教史》，可惜因為癌症病逝只寫到隋唐，來不及論述宋元以後的佛教，是中國佛教研究學術界的巨大損失！幸有佛光文化公司出版的《中國佛教通史》十五冊，完整呈現佛教在中國的全面發展。雖然如此，卻始終沒有一本文學與佛學關涉的「文學史」專書問世，可喜的是由佛光大學蕭麗華教授等專家聯手著作的《中國佛教文學史》上冊，終於在今年十一月問世，委由佛光文化出版，這是企盼已久，佛教史上百年一遇的盛事，了卻星雲大師多年的心願。

 

    星雲大師從青少年時代，在南京棲霞禪寺律學院、焦山佛學院讀書時，就非常喜好文藝，在物質條件甚差的狀況下，仍然用力於文學創作，筆耕不輟成為他終身的習慣。九十歲高齡甚至完成三百六十五冊的《星雲大師全集》，著作等身已經無法言喻他的創作勤奮與成就。我曾經在人間衛視的《悠遊人間法海》專欄節目中，導讀大師的全集，發現他的文學創作體裁非常豐富多元，舉凡詩歌、散文、小說、傳記、書牘、楹聯、日記、議論都斐然成章，大師可稱為佛教界的資深「文青」。

 

    大師除了自己勤於寫作之外，也鼓勵弟子們寫文章，創造因緣讓弟子去撰寫專書，例如給佛光文化公司社長滿觀法師假期，完成《我從世間來》的長篇小說；讓人間福報社長妙熙法師到印度參禮佛陀聖蹟，效法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寫下《行腳印度》的遊記文學，文筆皆清新可喜。他經常對我說：「你是學文學的，應該要用一支妙筆把文學的感人美妙、哲學的理性睿智、佛學的精深思想，三者結合寫出文章傳世。」可惜我一向疏懶的性格，辜負了他的期許，在他的鞭策下，勉強塗鴉寫了既不學術、也不通俗的《不只中國文學家》的戲作。

 

    大師說他人生有三件幸運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喜好文學，並且能和藝文界的人士互動往來，例如柏楊、司馬中原、余光中、瘂弦、黃春明、莫言、林清玄等名家。他說自己一生的自學過程中，深受文學的陶冶，並以文學寫就自己的人生。所以他對文化人士非常的敬重，極力推動各類的文學會議、藝文雅集。佛光山開山二十週年慶，舉辦第一屆「佛光文學獎」，禮請余光中和瘂弦兩位先生為新詩評選人；二○○八年以一筆字義賣所得，成立「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其中特別設立「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項目，迄今已經十一屆，給優秀的作家有揮灑的空間。他聽說大陸武漢大學的吳光正教授要撰寫包含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的《中國宗教文學史》鉅著時，馬上要佛光山朝山會舘準備房間，提供一切資源，讓吳教授安心寫作長達一年。當南開大學的佛教文學研究大家孫昌武教授來山訪問時，他滿心喜悅的接待，熱切地和孫教授討論「佛教文學」的可能發展性。

 

    為了讓社會人士能夠輕鬆地閱讀佛教的三藏經典，大師命人將大藏經重新加以分段標點、校勘注釋，編纂《佛光大藏經》十六藏。其中開歷史之先河，別設《藝文藏》一類，將中國文學和佛學相關的作品編纂成藏。換言之，《藝文藏》就是「佛教文學」的彙編資料，並責成我去主編。我們將魏晉南北朝詩文、全唐詩、全唐文，乃至宋、元、遼、金、明、清各代詩文中，關係佛教思想的篇章都給予集錄起來，僅僅全唐詩就搜輯有三三六五首、充滿佛學意趣的詩篇，高達三十六餘萬字。二○一五年我因為罹患癌症，加以視網膜剝離的眼疾，不得不辭去編藏的工作，將九百多萬字的《藝文藏》初稿交給後續的工作人員。《藝文藏》若能完成，勢必創新佛教大藏經的體制，為未來佛教文學的研究提供寶貴的典籍素材。

 

    蕭麗華教授是我非常敬佩的「佛教文學」研究專家，閱讀過他幾本唐代詩學和佛學的大作，心儀已久。二○○七年南華大學主辦「佛學與人文學方法學術研討會」，蕭教授發表有關建構中國佛教文學史的論文，我當時在南華文學系任教，並且擔任執行董事，躬逢勝會去聆聽蕭老師的精闢論述，宛如看到「佛教文學」破蟄而出、向上一著的一道曙光。二○二一年，當全人類籠罩在世紀瘟疫之中，經過千年的等待，《中國佛教文學史》上冊終於要出版了，佛教迎來文學的饗宴，以酥酡妙供，讓人人都能飽參禪悅法喜！

 

第一章 緒論

 

    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淵遠流長，夏、商歷史混沌時期就留有一鱗半爪的文字記載，遠在《尚書》、《詩經》之前，有龜甲文書與半歌文學。佛教傳入中國，公認在戰國中葉以後，至今大約兩千多年。儘管佛教在中國思想與文學領域上作出巨大的貢獻，對中國文學的思想內涵、文士的心態、民間的信仰與各色文學體製的變化，都曾有大幅度的影響。然而，傳統《中國文學史》卻始終未能注意到這個影響與變化。究竟佛經翻譯與佛教思想如何匯入中國文學領域中？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學的相互交流，在文學領域有哪些顯著的成果？在二十一世紀重構中國文學史的呼聲中仍然未被注意到。

 

    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翻譯文學與佛典》說：

 

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納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強，此定理也。我民族對於外   來文化之容納性，惟佛學輸入時代最能發揮，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變化，即文學界亦然。

 

    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深巨，在中國文學歷史的土壤上生根、開花、結果，我們有責任整理出來這些豐碩的成果，讓華人世界有認識「佛教文學」的依據。

 

    孫昌武《中華佛教史•佛教文學卷》說：「從佛教自身發展歷史看，無論是在發源地古印度，還是後來在中國弘傳，從經典的結集到教法的傳播，從對教主、教義的讚頌到信仰心的抒發，如此等等都要廣泛地採用文學手段。這樣，歷代創作出大量所謂『佛教文學』作品。佛教從而成為文學的一種載體。外來的佛教是其發源地印度與所流傳各地區、各民族文學的載體；在中國這樣有高度文化和優秀文學傳統的土壤上發展的佛教，歷代也創造出大量的、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屬於這一範疇的，從具有不同文學價值的翻譯佛典，到中土僧俗的護法、頌佛作品，構成中國文學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其成就和價值遠遠超越於宗教意義之外。」「有關佛教的『人物』、題材、語言、事典等等被人們相當普遍地當作創作『材料』；創作的作品涵蓋詩歌、散文、小說、戲曲、各種民間文學創作等眾多文學樣式，並創造出一批全新的文體。佛教的影響不但促成了歷代文學作品思想內容的豐富和變化，對於其藝術表現的發展和創新也起到十分巨大而深遠的作用。」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　佛陀本懷》說：「佛教有很好的資源，如文學、藝術、音樂，都可以成為度眾的因緣。」「佛教在中國產生了哪些影響？……在文字上，因為譯經，豐富中國人平常遣詞用語、文學創作的辭彙。而歷代以來的文人雅士，如陶淵明、謝靈運、王維等人，莫不與人間佛教有深厚因緣。」所以，大師在本書中設立專章介紹〈人間佛教與文人的往來〉，提到陶淵明、謝靈運、王維、韓愈、柳宗元、白居易、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歷代有名的文人；也提到最為大家熟知的，干寶《搜神記》、吳承恩《西遊記》、曹雪芹《紅樓夢》、劉鶚《老殘遊記》等佛教思想濃厚、家喻戶曉的曠古之作。大師還提出「佛教教條，建立文章體例」、「禪師啟迪，懺悔毀佛之罪」、「寫作賦詩，表達學佛心境」、「堅定信仰，即珍貴傳家寶」、「文以載道，教化世道人心」等五個佛教影響文學的面向，值得我們重新梳理中國文學歷代的詩文總集，看看這些文學遺產中哪些文學體製、體例、體裁因佛教而產生？哪些文學內容、形式因佛教而改變？

 

    如果深入觀察，中國歷代文學從藏經文學到僧人與居士文學，其數量與文學類型非常可觀，不僅造成許多特殊文類的產生，如「世說體」、「永明體」、「宮體」等；更深化山水詩、詩歌聲律、史傳文、志怪、佛教原典文學等等；也提供大量的語彙意象、故事題材與小說原型，其他還有通俗的勸世詩偈、俚曲小調、變文、寶卷均十分發達。

 

    觀察佛教講經中的文學傳統、佛教本生經與民間故事、佛經漢譯的探索與文學性的追求、志怪影響與佛教傳記、僧俗往來、山水到聲律之佛教影跡、《文心雕龍》「論」之儒釋交融、唐代文士佛教詩歌、唐民間佛教詩歌傳統、敦煌變文、《大唐西域記》、《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等，佛教文學研究成果太豐碩了，建構《中國佛教文學史》也就需要集思廣益，確定範疇，投入各領域人力，還須參酌各色文學史建構方法，擬定統一而優良的體例，本章是先明大義。

 

 

何謂「佛教文學」？

 

    文學史家所取的文學定義，常常可以影響他的取材範圍。大約周秦時代所謂文學，是泛指學術。《論語•先進篇》記載孔門分四科，「文學」和「德行」、「政事」、「言語」並列。從漢、魏、南北朝到隋唐，「文學」是個官名，或掌校訂典籍，侍奉文章，或掌以五經、教生徒，也是極廣義的用法。直到《世說新語•文學》篇所述，限於詩人文士。文學的範圍，縮小多了。梁《昭明文選》所收，限於「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狹義純文學的看法，在南朝已經近乎成立。

 

    然而在中國文學史的系統中，儘管漢魏以下，文學自覺，狹義的純文學觀已萌生，它卻無法籠罩全面的文獻典籍，也無法與文化史分開。更何況，漢魏以下當世活動的文人已經出現詩僧、文僧典型，意味著文學工作者已經有僧有俗，因此文學範疇應該涵蓋僧俗作品；而漢魏以來佛經翻譯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大事，因此佛經中的文學性，如同先前諸子散文、哲理寓言或兩漢史傳文學一樣，具有影響文學或自成文學作品的特色。

 

因此，「佛教文學」的定義牽涉的複雜度更深更廣。

 

   「佛教文學」的定義論者不一，最早期有深浦正文《新稿佛教文學物語》、小野玄妙《佛教文學概論》等，將佛教經典中具有文學意味的視為佛教文學，然而加地哲定《中國佛教文學》則認為，經典的佛教文學以宣明教義為主，不是真正的佛教文學，雖然可視為佛教文學的一部分，但真正的佛教文學核心部分，應是對佛教體驗理解後，有意識地從事文學創作，以文學為主體所反映出來的宗教境界。

 

    上世紀九○年代末，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有感於「不了解佛教，不探討佛教與中國文學的關係，就不能認識和評價中國文學的歷史。」孫先生區分了「漢譯佛典文學」與「佛教文學」兩種文學範疇，就是承應這種看法。他說：

 

學術界有「佛典文學」的概念，在中國也叫佛典翻譯文學；還有更廣義的佛教文學，一般指那些佛教徒所創作的、宣揚佛教思想的文學作品。

 

    不同於孫先生的二分方式，早期自胡適、梁啟超、日人深浦正文，到近期的丁敏、蕭麗華、王晴慧、吳海勇、汪娟等人，都是主張「漢譯佛典文學」也是「佛教文學」，我們可以通稱為廣義的佛教文學。高慎濤、楊遇青《中國佛教文學》則認為所謂佛教文學「分為兩大部分：一是佛經文學；二是以文學手法創作和佛教思想有關的作品，包括佛教僧侶的審美活動和世俗文學家崇佛的文學創作。」

 

    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一書非常肯定漢譯佛典具有相當高的文學性價值，但另一方面也大力肯定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國思想領域的開拓、論述方法的創新、文學藝術的構思及文字表現技巧等的影響。雖然他並未進一步對「佛教文學」提出明確義界；但他認為三國以後，佛教才開始被統治階層接受，因此他探討的文類和內容僅以六朝以後的文學表現作為討論範圍。後來孫昌武在《中華佛教史•佛教文學卷》更具體提出「佛教文學」，有「外來翻譯的和本土創造的」。他說：「東漢以來，伴隨著佛典傳譯的，是空前規模的外國文化和文學的輸入。傳譯為漢語的部派佛教的佛傳、本生、譬喻故事等可視為翻譯文學作品，大乘經典如《法華經》、《維摩經》、《華嚴經》等，其文學成就更被人們普遍讚賞，給歷代文人提供了眾多的創作材料以及思想和藝術借鑑。中國文學的發展從中得益良多，歷代中土信徒也創造出大量『輔教』作品，有文人創作的讚佛、護法詩文，還有民間宣揚佛教的故事傳說和變文、寶卷等等，種類繁多，數量巨大。這些都構成中國文學遺產的重要內容。」

 

    丁敏〈當代中國佛教文學研究初步評介──以臺灣地區為主〉一文主張「中國佛教文學」的範圍除了漢譯佛典中帶有經典文學的部分外，另一大範疇是帶有佛教色彩的各種文類，「當然最好的佛教文學作品，應是具備如余國藩先生所指出的具有文學的『創造性』和『宗教的啟發性』的作品。」侯傳文《佛經的文學性解讀》一書的末章曾直接對「佛教文學」的定義和類別提出主張，說：

 

所謂「佛教文學」，是指那些在佛教思想指導下，為宣傳教義或表現宗教感情而創作或改編的文學作品，是隨著佛教的興起和傳播而在東方產生的一種文學現象。

 

    侯氏並指出「佛教文學」在不同國家地區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民族特色，因而有印度佛教文學，也有中國佛教文學、日本佛教文學、緬甸佛教文學等區分。

 

    算起來，加地哲定《中國佛教文學》算是較早定義出「廣義的佛教文學」的學者，他說：

   

    所謂佛教文學，是以佛教精神為內容，有意識地創作的文學作品，可以說佛教和文學本質地存在著不二的立場。

  

    加地哲定不僅指出佛教文學產生的契機、佛教文學的定義，在其全書中也臚列佛教文學的各色文體……，由日籍學者所提出的視野，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面對漢代或者更早的戰國已融入中國的思想內涵，在中國流通二十幾個世紀以上的佛教文學，我們今日實有必要參照《中國文學史》的建構歷程，把一切文字留存的文本，視為文化遺產來加以掘發，這是本書成書的原因。

 

    經以上各家之論，我們可以說「佛教文學」是作為佛教思想載體的文學，可以是佛經文字中的文學或佛教思想內涵之融入、語彙、故事之承轉運用等，簡單的說，可以是漢譯佛典、解說佛經、闡發教義為宗旨的，也可以只是援引佛教思想、運用佛教語彙與典故等等的各色文字，是受到佛教影響下一切有意識無意識的文字。

 

「中國佛教文學」範疇論

 

蕭麗華〈再議《中國佛教文學史》的建構〉一文曾提出「中國佛教文學」範疇論。她主張所謂「中國佛教文學」，應該涵蓋三大範疇：一、文人創作；二、佛經文學；三、僧人創作。其中僧人創作，諷詠悟境的證道詩文，有部分已入禪藏、經藏中，可視為佛經文學；而僧人或兼為文士；文人中或因筆受關係或因著作涉及佛教者，也有不少作品收入佛經中。因此，這三大範疇實互有交涉如下圖。

  

    以文人創作的文學來說，包括民間文人與廟堂文人之作。因著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譯文學之優美，素來吸引不少文人，從兩晉、南北朝、唐宋以降，一直有不少文人從事佛教活動，佛教思想成為文士文學作品中的一大內涵。而文士中不乏詩僧文僧，如東晉南北朝時期的支遁、慧遠、湯惠休，唐代的皎然、寒山、齊己、貫休，宋代的九僧、宗杲、慧洪，元代的三隱（元隱、天隱、笑隱），明代的藥地禪師等等。

 

    這是從僧、俗創作的角度來看，也就是文人創作與僧人創作。他們的作品，目前六朝詩歌、文章全部保留在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唐宋詩文則見諸《全唐詩》、《全唐文》、《全宋詩》、《全宋文》中；明清以下則未見完整的總集，須一家、一家耙梳。其他詞曲、散文、小說、戲曲等文學，也須全面性檢視文集或仰賴相關總集來搜羅補充。

 

    從佛經翻譯的角度來看，佛經翻譯的中堅時代是東漢至盛唐六百年間，佛教大藏經中，五六千卷的經典，皆是此時的產品，宋元以後，雖間有所譯，但已微不足道。中國南北朝至隋唐之間，大師輩出，翻譯的人物，不下數百，其中最傑出，而對中國文學貢獻最大的，當推羅什與玄奘。羅什的翻譯，形成譯經史上所謂「舊譯」，範圍較廣於玄奘，譯文精美，文、質兼重，文字又帶有極豐富的西域天然語趣，不但為中國思想界開闢出一片新天地，而且對中國文學之影響尤巨；而玄奘的翻譯，號稱「新譯」，除了補充、重譯一部分原有經典外，更擴大了翻譯經典的規模，所譯卷帙繁複，趨向「印印皆同，聲聲不別」，除追求佛法真意，更講究文字之精確，文筆之生動有趣，格式之新穎，詞語之創新，結構之精美，也使中國文學，為之產生變化。

 

    因此，漢譯經典中處處有文學，是列舉不盡的。據學者的統計，佛經中有不少中國少見的長詩。也有的是長短篇敘事體文學、有的是短篇寓言故事和詩偈形式等等樣式。長短篇敘事體部分，有的在展現佛陀本行，如《修行本起經》、《普曜經》、《佛本行集經》、《太子瑞應本起經》等；有的在揭示佛本生故事或緣起故事，如《太子須大拏經》、《佛說大意經》、《長壽王經》、《佛說九色鹿經》、《佛本行集經》、《大莊嚴論經》、《六度集經》、《撰集百緣經》等，都頗能製造曲折的情節和形塑新奇的風格，比起中國中古時期所見敘事性作品的精彩度有過之而無不及。短篇寓言故事部分，都用在勸諭或諷刺，如《舊雜譬喻經》、《雜譬喻經》、《眾經撰雜譬喻》、《百喻經》、《雜寶藏經》、《天尊說阿育王譬喻經》等，充分顯示引譬連類的本事。此外，「偈頌」部分又稱「偈陀」和「祇夜」，簡稱「偈」、「頌」，是四言、五言或七言形式的詩歌，重疊為四句、五句、六句或七句，屬於經文重頌者稱「祇夜」，整體指對禪門的詩偈、頌古、銘贊、歌詠等的總稱。凡此，詩、文、小說乃至《弘明集》、《廣弘明集》中的「與人書」（這個分類指佛典中非印度原典翻譯的部分，也就是中土高僧、筆受文士的文字被納入佛典中的部分）之類，作品就繁複多元、無法勝數了。

 

    有關「佛教文學」之範疇，未來應以時代推進為縱軸，依照傳統文學類型──詩、散文、小說、戲劇為分類，橫向擴大原始材料之蒐集，從文人別集、各類文學總集與僧集、藏經中全面彙整，才能呈現佛教文學史的總貌。